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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洛花鼓戏《疯娘》的悲剧意蕴

来源:商洛文艺评论
发布日期:2020-05-26 21:2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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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陕西

摘要:商洛花鼓戏历史悠久,剧目繁多,表演艺术丰富多样,《疯娘》作为商洛花鼓戏的典型代表,人物塑造个性鲜明,视角独特,情感丰富,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审美情怀。本文以悲剧视角关注人物命运与展现精神特质,从不幸遭遇的执着反抗,悲剧与悲情的融合及英雄悲情意蕴的升华等几个方面来阐释《疯娘》的悲剧意蕴,深入挖掘戏曲艺术价值,展现戏剧文化独有魅力与精神内涵。

关键词:疯娘 ;悲剧 ;意蕴

前言

商洛花鼓戏历经沧桑,在历史的沉淀中融合创新,有独特的地域魅力与文化底蕴。《疯娘》这部剧是继商洛花鼓戏《屠夫状元》、《月亮河》、《带灯》之后又一扛鼎之作且产生深远影响。该剧一改以往剧本的创作视野,将关注社会的视角转换到对最底层人性的剖析和命运的探索。本剧以一个行为失控的疯子形象更为直观地展现出沉淀在人类潜意识底层中的生存命题,揭露社会表象,透视人性伪善,正如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论及“疯狂也许未必是蜕变,衰败,没落的文化征兆吧?也许是一种健康的精神病”[1],“疯”是弱势群体的生存法则,也是个体独特性的一种体现形式,在疯狂中跌跌撞撞,清晰地看懂了个体的社会存在价值与自身活着的意义,如《雷雨》中的繁漪,《村戏》中的奎疯子。《疯娘》以独特的人物形象所散发出的悲剧精神,强烈呼唤着人世间的真情与关爱;用深刻的悲剧意蕴来升华主题以反思社会现状,有着极强的艺术魅力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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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幸遭遇的执着反抗

悲剧最大意义上的不幸,从根本上而言,表达的正是对不幸悲剧强有力地控诉与抗争,是我们对毁灭、扼杀人的生命、自由、幸福、正义的实现规定性的挑战和规劝。《窦娥冤》中的窦娥三桩誓愿的应验,是对黑暗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哈姆雷特之死,也昭示着对那一个‘全盘错乱’的时代的抗争和控诉”[2];《红楼梦》中多少人做着红楼一梦,最终万艳同悲,贾宝玉疯了,王熙凤疯了,他们以疯癫控诉着封建大家族对个体心灵的戕害。疯娘是一个矛盾性的人物,她不仅被塑造成为社会群体所排斥的疯癫形象,还要在剧情推进时展现作者赋予的大爱使命,这使得疯娘踏上了一条为爱执着的反抗之途。

剧中疯娘虽然疯癫,但她于不幸命运的抗争中,不惧自身势单力薄和社会冷眼讽语,将个体的遭际渐次呈现于公众面前,让我们尽情地去欣赏和考量。疯女在乡间傩会时流落到桃花村,她疯疯癫癫,衣衫褴褛,问她姓名和来自哪里及去向哪里都不知道,显得麻木又悲哀,众孩童朝疯女扔杂土块,疯女转身吓退小孩子。她在颠沛流离中,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争取生存的最低限。后来疯女与长顺结合,生下柱儿,但长顺娘怕她疯癫伤着柱儿,最后忍痛将疯娘送走。疯娘在野外被赶下汽车,四处寻觅,“我要回家,回家把我的柱儿见;我要回家,回家享受我男人的温暖”。疯娘的归家便是通过不懈的抗争来找寻爱与温暖,如果没有爱,长顺娘不会对她殷勤照顾,长顺也不可能提出杀鸡给疯娘补身子,更不可能有柱儿,这一切让她觉着心中有温暖,世间有真爱,所以她不顾一切地想要回归桃花村。疯娘归家后,她努力想做到更好,想学会扫地,想去给柱子买围巾,想去割草……,特别是疯娘错将范屠夫家的麦苗当青草割了回来喂猪,范屠夫上门寻茬,疯娘拼命护儿,唱道:“清醒的人儿最可笑,对我却把疯子叫,无情无趣冷面罩,无端无故寻烦恼,不知地厚天有多高,可叹世间爱太少!”这是对常人的冷漠无情进行了鞭挞与嘲讽,在面对邻居的欺负时,她能反抗,不顾一切爱子爱家,这是于逆境中窥探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一种积极的,进取的人生精神特写。

 “在生命情势遭罹灾殃威迫之机,在生存景遇饱受残酷命运摧残之时,内心无暇去体受遽然而来的痛感和惶惧,而是孜孜地勇然地乐观与之对峙抗衡,……即‘对现世生命的执是追求’”[3]。疯娘努力挣脱命运的束缚,想做一个健康的人,最终为了爱儿子,采摘桃子不幸坠落千尺崖,疯娘的死,演出的结尾,众声相合,“她为爱而死,也是为爱而来”,将自己化作爱的使者,呼唤着人间的正义和力量,疯是外在形体的异样,本质灵魂却伟大崇高。

让观众看得畅快淋漓,这也是疯娘对人性和社会的反抗,强烈的质问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有爱有温情存在,同时也于抗争中寄托了人类对美好幸福的追求。疯娘她短暂的一生中是不断追求,超越自己,同社会、同命运反抗的过程。最终她的死亡,被看作一种悲剧,一种对普通英雄的否定,也正是被否定的东西恰恰是应该被肯定的东西,正是在一个疯子不合理的抗争中看出了它值得肯定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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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悲剧与悲情的融合

不管是喜剧或悲剧,只是呈现的形式不同,但都寄托了剧作家的审美理想,对人生的真实看法与表达。真善美可谓是社会情境中道德价值的标准,是最高审美理想的表现形式。《疯娘》被定为悲剧,不仅仅是我们看到的悲惨遭遇和不幸死亡,更重要的是它与悲情联系在一起,一系列不幸遭遇和挫折,剧中人物和现实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将观众打动,产生强烈的反响。疯娘的最大特色便是情感的升华和自我人性的剖析,以及恰到好处的情感共鸣。

 疯娘一生中不幸的遭遇,不管在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命运不公的待遇,对观众而言就是一种本质的悲剧,但作家在编剧时往往为了表达自己心中的理想,不得不在情节和人物命运的安排上下足功夫。疯娘的身世扑朔迷离,她颠沛流落至桃花村,被当地村民和孩童取笑嘲讽。待她生下柱儿,被柱儿奶奶抛弃,再一次地迁徙流落异乡。九年后,疯娘一路流浪循着桃花、追着赶会的队伍归家了,却被柱儿鄙夷和奚落,这嘲笑、流落、抛弃是悲。但疯娘与柱儿最终相认,她带着山桃去探望在县城读书备考的柱儿,和柱儿跳起欢快的铃鼓舞,为儿子攀上千丈崖摘桃子是喜。最后疯娘坠崖殒命,临死时手中还攥着为柱儿采摘的山桃,这又是悲。剧情恰恰体现了我国悲剧戏曲的辩证表达特征,正所谓“说悲苦哀怨之情,亦当抑圣为狂,寓哭于笑”[4],哭不得则笑,笑之悲深于哭,疯娘最后的死亡不是作为个体的悲剧,而是我们人类自身对死亡认知和内心反观的写照。

本剧秉持直面人生的态度,结局的死亡将悲剧气氛加重,以更好升华主题,臻于剧作家心中的理想。虽然疯娘“寻找自我”的结局不圆满,但并不能说,人不应当找寻自我。人类自从直立行走,告别茹毛饮血的初始状态,就不断地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发挥生命活力去改造客观世界。赫拉克利特说:“我曾寻找我自己。”苏格拉底则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人生哲理。人不仅要在思维层面上认识世界,而且要在行动实践中改造世界,选择自己理想的生活。当然,我们对自身、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都不是一次性完成,甚至终其一生也不能达到目标,如此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挫折和失败。但是,人类决不会因为惧怕而放弃自己的目标,一切的变化,只是将心意化作了行动而已,正如第二幕中“孩儿是娘连心的肉,孩儿是娘生命的灯,孩儿是娘枕上的梦,孩儿是娘希望的彩虹”,疯娘不断将自己的情感融入深深的爱子行为中,丝毫不亚于平常人。还如尾幕中柱儿抱着失足坠崖母亲时的合唱:“你从爱中來,你到爱中去,你是爱的化身,爱是你的归宿。唱一曲母爱的颂歌,献给天下的母亲。”在人性的大爱面前,她是最纯真,最无暇,最伟大的母爱,能重塑扭曲的灵魂,唤醒爱的缺失,疯娘用她的行动和生命充分宣扬了人类永恒的母爱,将悲剧悲情化作了正义温暖的力量,感染着世间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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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英雄悲情意蕴的升华

英国戏曲家莎士比亚说过“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如何面对生存和死亡,仁智各见。但在充满未知的社会环境中,我们时常又在无法驾驭的力量面前不知所措,因此也就丧失了达到完美终极体验的可能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死亡是个体命运终结的悲剧,有其毁灭的价值。无论悲观主义人生观或者悲剧精神人生观,主要是以个体生命为出发点的,而作为艺术的真实性和感染性,又往往突转故事情节的发展,给观众以心理上的巨大反差。故而陈独秀在《论戏曲》中说:“戏曲者,普天下人类最乐睹、最乐闻者也,易入人之脑蒂,易触人之感情。故不入戏园则已耳,苟其入之,则人之思想权未有不握于演戏曲者之手矣。使人观之,……忽而手舞足蹈,忽而涕泗滂沱。虽些少之时间,而其思想之千变万化,有不可思议者也。”[5]

尾幕中,疯娘攀崖摘桃唱出:“今日喜不够呀,儿爱吃山桃夸不休,我要为儿采,我要为儿摘,给儿采摘一大兜,远望千尺崖,山桃压枝头,不怕你高,不怕你陡,挡不住母子真情稠,手抓藤蔓爬呀爬。”当疯娘坠崖,众声合唱:“天塌了,地蹦了,千尺崖下出人命了。”这采摘山桃前后的巨大对比,主题情感的升华,都在彰显一种人世间的悲悯情怀和人类灵魂深处的共通情感。疯娘之前一系列不幸的遭遇,让我们内心产生了同情,当我们最后看到了希望,达到观众的心理期待时,故事剧情突转,疯娘坠落千尺崖,而且还是为了给柱子采摘桃子,这是疯娘带着人类共通的情感而去无私奉献爱时的不幸死亡。观众带着惭愧和悲恸的心情,冀望这受尽挫折的人儿不再经受磨难,可结局却让观众产生了一种悲剧情感和悲悯情怀,剧作家和导演带着目的性,企图达到情感的渲染和深化,将悲剧的事实巧妙的转化成受众群体的悲剧情感体验和思维认知。疯娘从流落、抛弃、历经风雨回到桃花村,直至死亡,以死亡传递着生存价值,以毁灭传达出理性情感。悲剧与死亡一样存在着价值上的差异,但无论如何,各种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必将对我们本身及他人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以充分突显悲剧的性质。更何况疯娘的死亡悲剧牵连到爱情、亲情、个体命运和生存现状等最基本的问题,如此悲剧性主题意蕴就愈发强烈,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的心灵产生震撼,改变了以往的个体价值、性格局限和自我扭曲的本性认知。

疯娘在喜悦与期待当中死亡,欢喜顿然变成悲凉的氛围,在结尾的唱词中,疯娘的灵魂深处并不疯,她有人类共有的情感,从爱中来,到爱中去,她是爱的化身,是爱的归宿,她是人间最纯最真的母亲。通过剧情的演绎,于悲凉中每一个人也在反思当下的社会和人性。我们看似正常的人,却存在无形的病态。我们每一个人寻找的,不是成熟的个性,也不是单纯的幸福,而是被社会麻木,被自己丢失已久的人性——孝道、善良、关爱、付出等等。当下社会,我们为了权力和利益,在严酷的生存法则中被泯灭人性,我们麻木不仁,冷漠、自私,逐渐失去了自我,尽管我们可以沾沾自喜地说我们自己的道德选择是如何正确,但我们未曾获得的自我依然会雄辩地证明,作为个体,奋力地投入到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中,无疑是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疯娘的死亡,虽是个体的毁灭,但对社会影响巨大,“悲剧美就在于生命的抗争冲动中显示出的强烈的生命力和人格价值”[6],规劝人性的丑陋和邪恶,宣扬真善美的力量。这部积淀着人类的痛苦、磨难和挫折的《疯娘》,使我们有可能透过悲剧意蕴去表达,去理解、感悟、思考现实人生和世界,同时也凝聚着人类的精神、情感、诉求和抗争,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前行。正因为认识到自身的有限性,所以人类才能向这种有限性挑战,从而获得一种智慧的提升和精神的超脱。

结语:

法国作家米歇尔·福柯在著作《疯癫与文明》一书中说:“肉身显灵的上帝的疯癫只不过是尘世间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认的一种智慧。”[7]“疯子”这一形象,在正常人的视野里是一种畸形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最初形体的出现,以真实的视角窥探周遭的世界,他们是集体无意识的英雄,总有某种精神特质,而悲剧英雄的理想模式,就存在于优秀的品质、思想、精神等特质中。剧作者用心良苦构造的真正英雄特征品质是千变万化、丰富多彩的,这是英雄人物巨大魅力的一部分,也是他在作者心中享有的特权,而真正的英雄总是要为人民伸张正义,要有大我的情怀,甘于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如贾平凹同名小说改编的《带灯》,主人公带灯遭受排挤,忍受心理的抗争折磨,最后死去;疯娘为了爱离开人世,他们的形象永远活在观众心中,这无关性别、身份,而是站在时代和社会的层面,将自己与时代发展进步紧密相连,呼唤人性的良知,播撒爱的火种,张扬生命的活力。

参考文献

[1][德]尼采.悲剧的诞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9.

[2]尹鸿.悲剧与人生——悲剧的美学意义[J].学习与探索,1988(5):38.

[3]罗克凌.人物悲剧精神探析——以《白鹿原》为例[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1(5):66.

[4]李渔.闲情偶寄全鉴[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7:43.

[5]阿英.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曲研究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0:52.

[6]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7.

[7][法]福柯.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9:71.

此文在2019年第5期《当代戏剧》上发表,特声明。

基金项目:陕西省商洛市科技局2015年项目《多元文化格局下的商洛花鼓戏创作剧本研究》阶段性成果(SK2015-40)

本文来源:商洛文艺评论作者:余琪 宋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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