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几个年轻朋友多次要我写点关于贾平凹的文章，我都婉谢了。我说：“平凹现在誉满天下，无需我说什么。我的轻重，并不能为他增色添彩，甚至会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嫌。”他们笑我多虑了。一位朋友诚恳地说：“我们注意到你的文章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贾平凹。平凹是商洛人，据知和你有不错的交往，你应该写点东西。你比平凹年长十多岁，退休已十多年了，谁还会以为你有攀附之嫌？再说，商洛像你这年龄的人，与平凹交往的不多，你知道的情况或许还有一定史料价值。”
这话也有一定道理。
我和平凹第一次见面，大概是1983年春天。记得平凹的第一部作品集《山地笔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久，我已经读过了。散文、短篇小说，大都写的是商洛的风土人情，读来很亲切，文字也很不错。当时我在商南县委工作。何丹萌陪平凹到商南采访，县文化馆的同志给我说，贾平凹来了，你去看看。他俩是在文化馆还是南关旅社一个房子住着，已记不清楚，我去时丹萌正与平凹拉扯着玩，陪我去的同志只介绍了一下就走了。第一次见面都是生疏的，我简单给他俩说说商南的情况。丹萌也不熟，不过我和他父母、两个姨比较熟，对这个“萌萌”是知道的，他当时大概在地区群众艺术馆工作。中午我领他俩去县服务楼吃饭，两三个小菜，一碗稀饭，几根油条，简单得有些寒碜。当时也就这条件。平凹那时怕还不满30岁，给我的印象还是一脸娃娃气，个儿不高，穿一件旧棉袄，话不多，很腼腆很文静。第二天他们去了湘河，在商南跑了几天，去了哪些地方，我也不记得了。
1985年末，我被调到地区文化局任职。第二年省里安排一些青年作家到地县挂职深入生活。平凹和景富（京夫）都是商洛人，我和景富认识很早，1970年曾打过很长时间交道。这次挂职，京夫任商县县委副书记，平凹任地区文化局副局长。他还没到职，我去行署代他接了任命书，在我的办公室隔壁给他安排了一间办公室，准备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办公用品。局里开职工会时宣布了行署对平凹的任命。过了些日子平凹来报到，我说：“给你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我想你也不必分管具体工作，就去写作，一切自由。要到哪里去，局里有辆车，提供方便。”他说：“好！好！”很高兴。后来另一位负责同志说，要不要安排平凹和大家见个面，我说作家都是自由人士，并不喜欢那些行政上的繁文缛节，我相信平凹不会见怪。就这样我和平凹成了同事，也就日益更熟悉了。
那时方英文在地区群众艺术馆，就住我楼下。平凹和英文很熟，每天和英文圈在一起，抽烟、聊天、下围棋，互相调侃，十分亲热。有时也有外面的熟人朋友来看平凹，他们常常一闹腾大半夜，我只偶尔参与一下。那时平凹已经是知名度很高的作家了，但是很低调，很随和，生活也极朴实简单，爱吃商州家常饭糊汤、糊汤面，我没有特意招待过他。当时他患肝炎，自己随身带一把小勺勺，吃饭不用我家的筷子。每次吃了饭，总是要叮咛：“让嫂子把我的碗用开水烫烫。”我说没事，没要那么认真。他却认真地说：“这病让人讨厌。有的人我用过的碗筷人家就摔了。”他的诚恳细心倒让我很感动。有一年他在西安八院住院，我去看他，坐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催我走，说：“这里不能多停，这是传染病区，你不要再来了。”他的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我在地区文化局工作3年，平凹时来时往。每次来了给我打个招呼，就和英文圈在一块，或谈创作读书，或下围棋聊天，起居无时。有时他在办公室关了门窗写作，一闷就是几个小时。我推门去看他，满屋烟雾笼罩，好像他就在云雾中，觉得他写得很苦。我劝他生活起居要规律些，吸烟要节制。他只笑笑说：“不咋，惯了。”后来方英文在1989年《人物》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矮小的巨人——贾平凹速写》，应该是这段时间他俩相处的成果。这本杂志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以为英文这篇文章，研究平凹的同志不能不认真看看。
1988年秋天，我奉命负责复刊已停办20年的商洛报。第二年夏天搬离文化局，平凹仍在文化局兼职，似乎他回来的次数慢慢少了。但是每次回来都来看我，见见面，聊一会。他在西安南院门大车家巷的家里，我去过多次，也是看看他，聊上一会，遇着吃饭时，有什么吃什么，很随便。平凹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说“至亲无言”，他视我为“至亲”，因此我们之间从来没说过客气话。
我几十年都是从事行政工作的，文学写作只是业余爱好，我给一些朋友说“我是文学票友”。我很欣赏平凹的散文，见了必认真拜读。我在地区党校住时，平凹来看我，闲聊中我向他请教散文创作。记得他只说了两句话：散文要有感情，要据实。但不能太实，太实就不是文学了。我告诉他杭州文联张政明在研究他的散文，政明是我的好友。不久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他托人给我捎了两部精装本，在其中一本上签名时附言：“这一本送给你杭州那位朋友。”我将书寄给政明，张政明致信要我转达谢意。后来政明写了一篇评论平凹散文的长文，我把文稿送给平凹，他十分高兴。1992年秋天，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贾平凹作品研讨会，他邀请我和政明出席。政明因故未能成行，他要我代他在会上宣读了论文。那年平凹的著名长篇《浮躁》荣获美孚“飞马奖”，他赴美受奖回来，让英文给我带回两件小纪念品：一个美式钱夹，一把美式小水果刀。在便信中风趣地说：“钱夹盼你富起来，水果刀希望多吃水果，身体健康。”20多年了，这两件纪念品还放在我的抽斗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平凹出版的新书大都签名送我。1993年他的《废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不久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10月平凹给我捎来一部，我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张中山先生正。廿年后再读此书。不让外人看，因易看走眼。贾平凹，93.10.10”。我既高兴又为他担心。我明白他的心声，既是对朋友的信任，也表达了他对自己作品的自信。1998年平凹回商洛，作家穆涛陪同，他到报社来看我。我的《无梦居随笔》刚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我说：“我的文章你不必看，丑小鸭。”他说：“不要这样说，我要看。”他拿着书对穆涛说：“老兄是商洛的大好人。”
踏进新世纪的门坎，我便退出工作岗位，外出活动很少。平凹也是大忙人，公务和创作十分繁忙，我们见面机会很少。不过我还是时时关注着他的情况，特别挂念着他的健康，也为他创作上不断取得的新成就而高兴。偶尔通个电话，聊两句，互道问候而已。前年夏天，报社张志宏要我带他去见平凹，约平凹为“商洛之窗”栏目写篇文章。我们去的那天，天气特别热，平凹一直在家等着。当志宏说明来意后，平凹愉快地答应了。平凹始终是真正的“笔耕”，不用电脑。我拉过他的右手，看到他的无名指和中指握笔处，结了厚厚的老茧。他的勤奋和执着，令人感动，也令人怜惜。我想名和利如今对他已没有多少意义，之所以如此执着不懈，无非是要把自己最理想的作品，留给世人，留给历史，这也许就是他的担当。还有一件令我最为欣慰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他的客厅旁放着一个黑色大酒缸，里面有大半缸酒。我惊讶地问他怎么敢喝酒？他说现在很好，经常还想喝两口。平凹不以写作为苦而以为乐，这也是天分。京夫生前曾给我说：“平凹绝对是文学上的天才，别人没法比。他不经意就能弄出一篇美文，我不行。”
平凹生在商洛，长在商洛。他的作品语言是商洛的，小说、散文的背景情景也是商洛的，商洛是他文学创作的基地，生命的母体。有一段时间，一些人对他作品中写了些落后现象很不高兴。我对他们说：“那是文学作品，不是新闻报道。读文学作品应该‘忘言会意’，不能对号入座。平凹是商洛的名片。他对于商洛犹如沈从文于湘西于凤凰，孙犁于河北白洋淀。他对商洛的贡献，必将惠及几代人，甚至几百年。”平凹又是一个外拙内秀的人，生活十分俭约，这也被一些朋友误解。著名老作家孙犁也曾有此遭遇。这使我常常想起臧克家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少年时代生活的环境、经历，养成的生活习惯，会影响到一生。孙犁和平凹正是如此，节俭朴实已内化为他们的生活习性，不应误解。记得20多年前在他大车家巷的家里聊天，他就讲过几次被人以遇到不幸和困难蒙骗钱物的故事，说明了他的厚道和善良。近几年向平凹求索墨宝的人越来越多，也有朋友托我向平凹求字，我都谢绝了。平凹的钢笔字隽秀柔美，文章手稿非常整洁美观；毛笔字拙朴劲健，一如其人，颇有书卷韵味。但是他不是职业书法家，由于文名太盛，所以求字的人日多，也成了他的沉重负担。我猜想也许不得已只好公开标出润格，这既在情理之中，或许也有不便言说的隐衷吧！树大招风，人怕出名。为名所累也是名人享誉背后的无奈。
有句传统的名言：“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不敢自奉为君子，但是与平凹相识相交30多年，却只是不疏不亲，平平淡淡，谁也没有功利之心。他视我为兄长，我视他为老弟，没有过多的客气话，只祝愿他健康快乐，有更多的佳作传世。这就是我与平凹，以答朋友们的关切。
作者简介：
张中山，陕西商州麻街镇肖塬村野人沟人。省作协会员，高级编辑。1941年生，1965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党政工作，曾任商南县委副书记、商洛地区文化局局长、《商洛日报》总编辑、商洛市文联副主席。1999年被省委、省政府授予"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