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绕宝塔，过延川，车子走在去延长县的路上。

　　山路已不是单纯的山路。高速路、快速路、村村通的水泥路，过桥穿山，从两侧杂林茂盛的深绿中钻进隧道，再钻出来时，眼前就换了天地。沿途的山上盘着一层层绿色梯田，眼见着初秋的风穿过豁亮的坡地，绿色波浪一层层拥挤着旅人的眼睛，想象中的黄土高原顿时温柔起来。

　　据说这些梯田的所属地史家沟村，家家开山辟田种红薯。单是被称作红薯菜的红薯秧子，趁鲜嫩送进超市，一小把就卖到四块钱左右。现在红薯菜正在开花，淡紫色的小花在绿色的波涛中起伏，是平凡的波澜中一些亮眼的小浪花。而秧苗扎根的地方，一座座微微隆起的黄土堆，那是红薯正在成长，果实埋在黄土里。

　　这样的路途令人踏实。大地上散落的人群，无不走在开花结果的路上，在平凡的日子里翻腾出点难忘的浪花。

　　下了横跨山谷的高速桥，蓦然看到一条黄龙般的大水从峡谷冲出，逼得两侧的高山向后退让。临河的山石呈现出窗帘般竖曲的皱褶，一座大山像拉窗帘一样把自己拉开了。黄河就在眼前。

　　高山不得不为大河让路，仿佛这条气势恢宏的河就为劈山而来。奔驰的黄河水穿过一座不知名的峡谷，路也突然沿河水分叉，四通八达的道路就像黄河流向陆地的一条条支流。人在路上，拐着拐着，看到了村庄；看到了半山腰废弃的窑洞，路旁崭新的农舍，青砖围成的庭院；看到了菜园子里操劳的农民，石磨，静卧的驴子。猛然惊醒，一条新的大河已经把你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一路跟随你的急促流水在此地变得沉缓安静，更加凝重起来。流到这，执意带着我们继续前进的这条强壮的河流已经不是黄河了，它被叫作——延河。

　　延河，从靖边县周山起源，穿山过峁，在来到延安后，在宝塔山下拐了个直角弯，穿过延安，穿过延长，一路东去，义无反顾扑进黄河。

　　就是这么山高水长的一条路，就是这么曲径流深的一条河，前方却突然平静开阔起来。高山敞开了怀抱，沿途的扫帚梅和大丽花开成了亲人的模样，熟悉的阳光中散发着熟悉的面团发酵的味道，让人真想俯下身去拥抱每一个人，每一缕风。这时才明白，流水指引的道路，是情深义重的一条路。

　　二

　　这是我第一次来延安。

　　说来惭愧，我对延安的印象还只限于二十多年前的一枚苹果。一枚曾在陕北与关中交界处的某根枝条上摇摆过，又在绿皮火车千里迢迢的摇摆中落到我手上的苹果。

　　苹果是一枚纯正的山果，个小紧实，皮子半扇青红，上面生一层麻麻的“小雀斑”。我见过山里的野果，都长成这样。山风刮得凶，能把果子的皮皴出一道道小口子。在长久与山风的对峙中，大概山果们都练就了一身好本事，把皲裂的口子，结痂成一道道、一条条褐色的山水。高山落日，秋风入怀，那些执意要长大的果实，就这样在大风中跑着跑着，成熟了。

　　给我苹果的小华，那时刚从延安回来。一个月前，我们在火车站为她和她的陕北男青年送行。他们相恋多年，正要回到他的家乡——延安北部大山里的某个村庄，完成婚礼。

　　回乡的路程遥远而漫长。绿皮火车把他们载到一个站，毛驴车又把他们送到另一个站。有时，只有靠双脚走才能到达下一个站台。但迎面而来的，依然是黄土堆垒，枯黄的高山连绵无尽，秋风掀起的尘沙从天而降。在这望不到头的行进中，陌生路途带来的风景一点点蜕去，周围山石坚硬，寸草难生，难得的平缓处开出几处窑洞，望过去黑乎乎的。她梦中飘着红绸的迎亲队伍呢？她的向日葵和羊群呢？生活在渤海岸边富庶小城的小华，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

　　归来的小华坐在我对面，讲述着这一切。

　　她讲起她的公公，一个苍老瘦弱的汉子，为了迎接她的到来，接连几天爬过两道沟，去背水。

　　她讲起寡言的婆婆，从一口罐子舀出一点点水，让其他人使用。

　　她讲起带着全乡人的捐款走出大山的丈夫，婚后到每家窑洞还礼。

　　难忘的还有牵动人心的告别。当小华和丈夫准备踏上归程，几乎全村人都聚在土窑门口。他们手上拿着生活中最珍贵的东西——红薯、野枣、苹果、小米、绣花鞋垫、粗布枕套……在“春播一袋谷，秋收一瓢粮”的贫困山村，他们捧来了他们的珍宝。

　　这样一种送行，不只包含着单纯的告别味道，反倒更像一种传承，像父母对两个准备离乡远走的孩子的托付、交接。好像捧出来交给两个年轻人的不是地里长出的作物，而是他们自己身上结出的果。

　　小华都收下了。想必最初，他们敲锣打鼓送出全村唯一的大学生时，也像送出他们一生的果实。这样隆重的仪式感，暖着人的心。我的朋友，在那一刻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潮水，她向着他们深深鞠躬。从此，他们就是她的亲人，山背后的村庄就是她的家乡。

　　三

　　我终于来到小华的“这个”家乡。

　　听同行者的议论才知道，原来他们都和我一样，把延安想成了黄土色的——黄土的坡、梁、窑洞；浑身裹满了黄土的羊群；被高原的黄土和日头染成黑黄的村民。但他们也和我一样，看到的不是荒凉，是繁茂的绿意。更巧的是，刚下了车，一只只延安的苹果就递到了我们手上。

　　卖苹果的妇女姓雷，是延长县阿青村人。她脸庞黑红，笑起来，也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在树枝上灿烂。

　　阿青村村支部紧邻一条敞阔的柏油路，那是连接各市县的交通主路。因此，村支部在门前盖了两排结实的木亭，既可供村民候车、闲坐，又做了集贸地。平时，村民把自家生产的瓜果蔬菜拿来，卖给路过的旅行者，赚一笔小钱。像雷大姐，遇到好时机，一天能卖四五十斤苹果，赚二百块钱左右。

　　这就是如今小华代理销售的延安苹果啊。这红润饱满的苹果，水分十足，咬一口，酸甜适宜，甘美酥脆。

　　同行人中有一位林果专家，他细数苹果艰难的成长过程：挖坑，栽苗，施肥，浇水，置防鼠网，埋堆，蒙膜，等到果树发芽，又要开始繁琐的刻芽、疏花、疏果、防霜冻、套袋、拉枝、环割、防雹，然后果实成熟，还要除袋、增色等几十道工序。国家的科技培训送到了贫困老区人们的身边，现在延安的果农人人都是科技能手了。我们听得目瞪口呆。

　　其实在来的路上，我们已经知道，延安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无污染，极适合苹果生长。阿青村建在塬上，群山环抱，曾是延安的穷村之一。前几年来了一支科考队，他们测量后告诉村民，阿青村正处在冰雹带上。至此，村民们终于知道，为啥每年这么多雷雨冰雹，把他们辛苦一季种出的粮食和果树全毁了。但只要治住了冰雹，阿青村也能和其他村庄一样，结出同样好吃的苹果。现在的阿青村，就是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修路、办电、蓄水、架防雹网，成为延安三百八十万亩苹果种植版图上的一部分。

　　而今，延安的苹果让全国各地的人们品尝到了这方水土的甘甜。

　　“你们没想过搬去别的村生活？”

　　“咋能说走就走呢？祖祖辈辈都在这活着，啥样的地都得有人守，有人种。”

　　回答我的是阿青村的村主任。

　　旁边的雷大姐爽朗地笑起来：“我还上赶着往这村奔呢。这村精神足，好多烈士的后代嘞。”

　　日子好过了，他们马上就在村支部选了一面窑洞，建起了村史馆，把烈士的遗照连同英雄事迹做成展板挂起来，供后人瞻仰怀念。我进去看了，窑洞是新式样的窑洞，是当年在此插队的北京知青们投资给村里盖的学校。整合教育资源后，村里的学生都去了新建的寄宿学校学习，这里便给了村支部。窑洞里除了悬挂烈士们的遗照，还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紧挨着党旗的照片上，是阿青村村史上最年轻的党支部书记谭生煋。

　　如果重回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个叫谭生煋的年轻人还活着。他1927年入党，是早期中共党员。当年，他一边从事革命工作，一边带领群众开山辟田，垦荒种地。直到1936年夏天，敌军进攻延长，他在侦察敌情的过程中腿部中枪，被捕了。敌人酷刑折磨，他依然只字不供，慷慨就义，年仅三十岁。

　　阿青村有十六位革命烈士。如今他们的子孙，在他们点起熊熊火把的这片土地上，享受着国家反哺老区的产业政策、扶贫政策，在曾经受炮火和冰雹击打过的荒山上覆盖起电网、防雹网。果树终于能够长大、开花、结果，黄土坡变成了绿坡。如果烈士们还活着，他们所希望的，应该就是现在老百姓正在过着的生活吧。

　　雷大姐还在笑着，催促我品尝手里的苹果。

　　对于我们认为很辛苦的果园作业，雷大姐不以为意。在果农的生活里，这些繁复的工序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今，她家拥有二十亩果园，也算得上村里种苹果的大户。住的房子也从以前半山坡上几辈人传下来的旧式土窑，搬到了紧邻公路的新房子。房子安着玻璃窗，用新瓦搭成粮仓状的屋顶，这样到了雨季，屋子再也不用浸泡在雨水里。落在屋顶上的不管是暴雨还是冰雹，都能沿着屋顶滑向大地。

　　雷大姐说，这还不算是最好的房子。国家出钱让退耕还林了，山上都种了树，到处绿汪汪的。环境变好了，村村都在搞新民居建设，附近村子有的新民宿都建成了二层楼。她说着几个村庄的名字。“不过，我还是要留在这，守着我的苹果树。它们可是我的摇钱树。”她爽朗地笑了起来。

　　还记得二十年前送小华去延安的那天，我们拿着最大最红的苹果塞给她，希望婚礼时她能牢牢拿在手里，从此平安幸福。而此刻，在延安，我正沉浸在小华曾经期望过的画面里：长风十里，无边无际的苹果花漫过我们的身体，接着，果实在树枝上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