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家乡，以一个人的名号命名一个小地方并不稀奇，但广为人知的，当属罗公碥了。

这是一座石山的阳面，山体如被刀斧削过一样，峭壁嶙峋，下面是滔滔丹江。大自然似乎只为一展它的姿容，并未考虑人间的事情。而人是要走动、往来、贸易的，南来北往的人到了这里无路可走，只能屡屡冒险攀崖而过。

直到明万历年间，商州知州王邦俊募工凿壁三月，架梁开径，砌石连栈，接通水陆，解决了人们的困难。随着岁月的推移，这处绵延五六里、宽不足三尺的碥道，多遭损毁，通行复又受阻。清人钟麟书的《罗公碥记》如此描述：“内依绝壁，外俯迅流，岩倾苔滑，石齿如剑，人马相扶以度，摇摇然……一失足堕坠不可稽。”可见行路之难。

乾隆年间，这里又来了一位知州，叫罗文思。这位四川合江人自掏腰包捐出五百两银子，于乾隆二十二年把这条羊肠小道开辟成七八尺宽的大道，还加了石砌护栏。险路变通途，这里也因此被人们称作罗公碥。

我上高中和在乡下教书时，走的就是这条路。那时的路几经修建，成了宽敞平坦的国道。后来，沿丹江川道又有了与之平行的一条一级公路、一条高速公路和一条铁路，交通更加便捷，碥道几乎被废弃了。但人们没有忘记历史，甚至把一条连绵的山脉统称为罗公碥。这是对一个造福一方的人最好的褒奖和纪念。

在罗公碥，不光碥道诉说着古往今来的故事，碥道之上的悬崖也是，那冷峻里，有家乡人的温情。

路面三四米以上的悬崖间有洞窟数十个，排布无明显规则，大小不等，圆方不一，有的精致，有的粗糙。这些洞窟疏密不尽一致，相对密集的洞窟，洞口独立，洞内却相互连为一体。看得出，洞群并非某个时间段集中开凿，而是逐渐形成的。凿石洞何为？说法有二：一是崖墓，埋人用的；一是人居，躲匪用的。崖墓之说有考古证据，人居之说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底孰是孰非？我觉得二者兼而有之可能更为合理，更接近真相。

据说，古时的丹江河床比现在高，这些洞穴不像现在这样凌空险峻，修凿墓穴似乎相对容易一些，且史上这里确有悬棺而葬的习俗。所以，最早的石洞应是墓穴。后来河床渐降，墓穴高悬起来，久而久之，墓门脱落，袒露的洞口如同山的眼睛，茫然看着世事流变。但谁也想不到，这些洞穴被后来的人当作躲避兵匪的地方。

秦岭山区、丹江沿岸，过去多有兵匪侵扰。你想，兵匪来了，人们该是多么慌乱。有人突然看到崖上的洞穴，像是抓住了老祖先抛给的救命稻草，拼命爬上去。一次成功的躲避，为尔后无数次躲避提供了范例，人们便开始按人居的要求对洞穴加以改造，继而凿出更多洞穴来。我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说，过去村里一传土匪来了，人们就呼啦啦上了洞子。这样的石洞，除了罗公碥，我家乡一带还有好多处。

每每经过罗公碥，面对洞下悬崖上存留的，以及洞口烟火熏染的灰黑图案，我会生出诸多联想。这些凹槽和木楔拯救过多少性命？考古专家苦苦寻找而未找到的尸骨、棺木，是不是早被躲进洞子的人们当武器扔下去了？他们在各自的洞里做饭睡觉过日子，也会和在村子一样串门吧。土匪走了，从洞里出来的人们，肯定会得意地唱几句山歌、吼几声秦腔的。

我看这些石洞，石洞也在看我。偶有鸽子探出身来，像在打扫自己的厅室，抛下一片碎瓷、一枚铜钱、一角朽布，吓得我抱头就跑。

有一个石洞，彰显着人们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气概。

这个洞在石洞群的东侧，洞有三米高，近百米长，穿越山体，洞内水流奔腾，洞口瀑布如帘，垂落丹江，是会峪河改道的枢纽工程。会峪河是丹江的支流，过去绕罗公碥转着很大的弯，而河边的村子缺少土地。有人测算，若取直河道，可得土地五六百亩。20世纪60年代末，人们心潮澎湃地开始了改河造田，硬是一錾一錾凿通了隧洞。原来的河道，几经填土改造，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

而今，隧洞已被水流冲刷出一米多深的沟壑，这是水的力量，水的笔法。水欢快地书写着水的历史，就像石洞沉默地叙说着石洞的历史，但它们书写与叙说的，皆为人的历史，我家乡的历史。

罗公碥西侧，是一座土山，山上土质的松软与罗公碥石质的坚硬，对比十分明显。古人感叹走罗公碥的艰辛，我却感叹走这短短几百米土坡的艰辛。雨天，遍地稀泥的土坡像拦路虎，泥流往往一尺多深，高靿雨鞋也被淹没，拔出一条腿如同木里拔钉，索性光脚蹚过。人不好走，车也常陷入其中，被更大的车牵引才能挪动。

多年没走过这里了，前年春夏之交，我着意绕道走了一次。一见，心情大好。家乡人持续封山育林和治理水土，林木郁郁葱葱，远远便能闻到槐花的香气。路面光洁，路边长龙似的摆满蜂箱，蜜蜂出出进进，忙得不亦乐乎。我在与养蜂人交谈时，忽抬头见一路牌，上面写着：西施坡。

山变美了，人们也愿把一个美人的名字送给它。柔美的山坡，依偎着阳刚的石山罗公碥，仿佛地久天长的爱情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