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梁子是我老家镇安县高峰镇永丰村原村办小学和村委会及小队保管室所在地。多年前，我离开村子后偶尔也回到老家，但都是来去匆匆，几乎没有上去过与家相隔约千米，留下我们村里几代人生活记忆的庙梁子。近日有事回到村里，闲暇之余，就想着去庙梁子看看。

冬月的风，刀子似的，刮过这道熟悉的梁子。爬过一段弯曲的乡间公路，我踩着冻得梆硬的土路走近，鞋底发出“嘎吱”的脆响，像是踩碎了无数个陈年旧梦。眼前，就是庙梁子了。或者说是庙梁子剩下的骸骨。

原来生产队的保管房塌了大半，像个豁了牙的老人，对着苍天无言地张着嘴。碎砖、朽木、枯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我儿时坐过的两排教室七扭八歪濒临倒塌，两排教室之间曾经热闹非凡的场地上，树木长得密不透风，比房子还高。操场杂草丛生，一片焦黄。那口曾悬在廊下、我们用铁钉敲击当钟用的半截犁铧，早已不知去向，只留下廊柱上一个孤零零的铁环，锈成了一个暗红色的句号。原来房根立着的几块庙上的石碑不见了踪影，应该是被房屋垮塌的废墟埋在了里面。教室屋檐下，那个用于学生做早操和村里发通知召开群众大会的大喇叭，还静静地挂在那里，昭示着这里曾经的过往。就在这片废墟的侧面，那几棵老柏树还在。那是古庙时代除零散的几块石碑外留下的又一印记，此刻依然在冬日暖阳里挺立着，铁灰色的树干粗粝如铠，深绿的针叶凝着一层霜意，在凛冽的风里微微颤动，仿佛一个沉默的、超越了时间的证人。屋后那几棵老油桐，叶子落尽了，铁黑色的枝丫直愣愣地刺向灰白的天幕，与老柏的苍翠构成一种无言的对话，一种混杂着钝痛与荒芜的情绪瞬间涌上我的心头，有一种超越时空的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思绪，也在这阵阵寒风中飞扬起来。

庙梁子地势高，感觉一年四季都刮着风。寒冬季节，风从墙洞穿堂而过，呜呜咽咽，像许多声音的碎片在打架。我眺望远方的山峦，那风的呜咽便有了形状与年代。我想起了那个风雪中沿陡峭山路踟蹰前行，那个在庙梁子分粮摸黑往回背，那个在操场疯跑打闹，那个周末放学后直接背着竹篮去北阳山打猪草的少年，以及那个走出庙梁子后曲曲折折前行却无数次回眸的中年人。时光如白驹过隙，旧地仍在，人事全非。老柏树在风中低沉的涛声，仿佛是这一切声音的背景与和声。

明清时期，这里供的是火神。所以这个地方一直叫火神庙梁子。火神庙是什么时候建成，又是什么时候被毁的，已无准确记载，只是村里老年人口口相传说是清末民初，庙里失火，庙宇被烧毁。早些年，我曾在院子废墟里，看到几块原来的石碑残片，其中一块相对完整的功德碑落款日期有“大清道光”字样，距今约有160多年，说明至少是在道光年之前就建成，之后被毁的。先前，先人们在这苦寒的北阳山下，向一尊泥塑的、面目模糊的神祇祈求光与热福与禄，平安和健康。这里曾经香火袅袅，祈愿无声，所求不过是暗夜里的灶膛不熄，寒屋中的一点暖意。那虔诚的敬畏，早已渗入脚下这赭红色的泥土，也一定曾将最初的烟痕，熏染过那棵幼年柏树的树皮，如今，神明早已退位，庙宇荡然无存，只有这几棵老柏树和寒冬腊月的风，以及学校房檐下隐约可见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标语，还年复一年地，守着同一种凛冽与沉默，见证着时代的变迁和人们的喜怒哀乐。

望着摇摇欲坠，屋顶长满青苔的教室，想起这里曾经有100来名学生上学，一个桌子坐三个学生的岁月。那是“子曰诗云”的吟哦，是戒尺落在掌心清脆的回响。民国时期，在袅袅香火消失后，有识乡贤在残垣断壁上将庙堂修复改作学堂，爷爷克服家庭困难，以人格和威望在这里做私塾“学董”。至圣先师的牌位被恭恭敬敬地请了进来。几间厢房，成了方圆几十里唯一的私塾。于是，琅琅书声，取代了喃喃祝祷。一个个农家少年，在这里第一次认识方块字，第一次懂得“耕读传家”四个字的分量。那清朗的诵读声，日复一日，是否也曾萦绕过柏树的枝叶？知识，像一粒倔强的种子，在这贫瘠的梁子上，扎下了最初、也是最韧的根。老柏树静静生长，它看过求神者的匍匐，也倾听过读书人的挺立。从村里走出去的每个人，他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留下在庙梁子的印记，其中，不得不提到一个人——-白明峻。

镇安县委第一任县委书记白明俊1983年照片

白明俊老家在庙粱子坎下，1934年红二十五军路过两街道时，21岁的他报名参加红军，在火神庙私塾读过书的他因认得字会写字受到陈先瑞将军的重视，经郭述申介绍其入党后，将其培养为鄂陕五路游击师政委，镇安县第一任县委书记，跟着司令部开辟“镇柞苏区”红色根据地。1935年后因病离队返乡务农。1982年党史研究工作启动后，从事党史研究工作的父亲和同事几次拜会陈先瑞将军，陈先瑞将军提到了白明俊，得知其健在务农后，将军亲自给镇安县委写信，称其“憨厚朴实少言寡语”，要求“查清他是怎么脱离部队的，脱队后为何长期未找部队。如查无问题，建议根据党的政策，对其在政治生活上按红军待遇”。县委收到信后，安排党史办进一步查清了他出身，参加红军和入党任职情况，1983年秋被推荐为县政协委员，月发工资25元，1986年，鉴于其对红色政权的贡献和生活上的困难，党史办再次给县委打报告，每月再给增加20元的生活补助。1992年12月10日，商洛地委邀请白明峻参加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创建58周年纪念大会并作发言。

1996年，从事宣传工作的我听父亲讲了他的经历，讲了他任游击师政委时的司令孙光同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商洛军分区司令员，他在苦寒的东川月河生活十分困难，但他没有找孙光，也没有给陈先瑞等写信，有所感慨，写了一篇《平生不要党照顾》的文章见报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汪懿德同志专门让我和他一起翻山越岭涉水过河去月河看望了白明峻，在月河乡政府的院子里，年迈的他略显拘谨木讷，只有回忆起当年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他的眼神才流露出久违的光芒。那次回来后组织也协调有关部门在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其逝后葬于县城花果山烈士陵园。那个年代，庙梁子火神庙的星星火种，曾经在鄂陕大地上燎原开花，虽然暂短，却是镇安乃至商洛党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96年秋，笔者（左三）随时任镇安县委副书记汪懿德同志（右二）去月河乡看望白明俊时，在月河与乡干部合影

庙梁子旁边，还出了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李春修。1948年2月，16 岁的李春修上街时被国民党抓兵。同年10月该部于四川起义投诚解放军，1950年曾写家书一封表达不再回家革命到底的决心，后来在朝鲜战场牺牲。共和国从土地革命到抗美援朝，每个阶段都有在这里留下印记。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使得吹过庙梁子的风陡然变得激越、滚烫，那昂扬的风声掠过爷爷前行的身影。1950年初，他在这时代的声浪里选择了浴火重生。那位思想先进的农民，那个当地“唐匠班子”领头人（相当于今天的小包工头），那个私塾学校的“学董”，众望所归地被选举任命为高峰乡政府农会主席兼文书时，乡政府没地方住，就暂用长坪地主的屋临时办公。同时，与同志们立即在庙梁子火神庙后建起一座五间二层的房屋，作为高峰乡政村驻地。他在我家的山林里砍下一棵树做了一个牌子，将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高峰乡政府”的木牌挂在了庙梁子。他在这里拨动算盘，清算千年田契的旧账，他在油灯昏黄的光晕里，与一群热血澎湃的年轻人，规划着如何落实好上级的精神，让脚下的土地“换了人间”。他们的理想，他们的争论，他们为着一个新世界而奔走的足音，曾让这座古老的梁子每一寸土木都为之沸腾发热。那棵老柏，是否也曾在这前所未有的、属于贫苦人民的热浪中，感受到一种不同于香火与书卷的勃勃生机？那是一种比祈求火神更炽热、比诵读诗书更磅礴的力量，是红色基因在这片黄土地上再次激烈而鲜活地搏动。记忆中，爷爷一生做事很认真，也一直这样要求子孙。他1956年走出庙梁子后在几个地方兢兢业业工作，遗憾的是退休不到七年，就患上重病。一次在乡下工作的我要去市上参加考试，上县顺路去看他，在病床上，看他骨瘦如柴我很难受，他没有谈及自己的病，却问了我的工作情况，问我为啥周中来县上，叮嘱我要好好工作。这也是我们爷孙之间最后一次对话。

临近中午，阴坡的第一缕太阳就照在了庙梁子，地面的霜冻开始融化。空气变得熟悉而温暖，似乎还带着粉笔灰的气息，和孩子们脆生生的喧闹。1956年，高峰乡与两河乡合并，迁到了两河街现址，这里成了村办小学。1963年2月，我的父亲因家庭困难考上商师后没有毕业就回家务农，学校缺老师，他就接过了这里传承的薪火，成为一名民办教师。他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袖口沾着永远拍不干净的粉笔灰，站在用庙房改成的教室里，站在那面隐约可见旧标语痕迹的土墙前，用带着乡音的普通话，教学子们念“春天来了，燕子飞回来了”。后来，我坐在台下，用着乡政府遗弃的、刷了黑漆的门板做成的课桌，懵懂地写着“理想”与“未来”。下课后，我们常在老柏树下玩耍，它的树荫清凉，树皮粗粝，偶尔有柏籽落下。我知道，我笔下的每一个字，我童年的每一刻光阴，都浸润着火神的余温、先贤的文脉、祖父辈的革命热血，以及父亲那沉静而期待的目光。庙梁子，用它层层叠叠的过往，用它的一砖一木一树，无言地托举着我轻飘飘的童年。在这里，我上过学，分过粮，看过电影，体会过生活的艰辛，从父辈弓腰前行的背影里，明白了人生中最苦的事情，并不是坐在教室里面读书。

后来，我沿着庙梁子延伸出的路，走了出去。庙梁子，便成了记忆中一个难忘的坐标。电话里与儿时伙伴一声深情的问候，午夜梦回时一片模糊的背景，渐行渐远却时常在心头缭绕的牵挂，当这一切被无情的岁月侵蚀后，我以为我与它的联结，会像所有离乡的故事一样，随着时间慢慢淡去。在庙梁子发生和经历的许多人或事，都将随着日渐衰败的建筑如同火神庙一样，在人们的目光中消失殆尽。

直到此刻，在拂面的寒风中站在这片残存的废墟前，与那几棵依然挺立的老柏相对，我才发现，那联结从未断开。它只是沉潜了，像梁子边生产队油坊旁那个未曾枯竭的泉眼，像火神祠里那炷未曾真正熄灭的香火。爷爷的算盘珠响，父亲的粉笔板书，我童年玩闹的呼喊，与更久远的书声、祷祝声交织在一起，在我血脉里奔流。而老柏，它见证了所有，从第一缕青烟到最后一记钟声，它自身的存在，就是那不息香火最直观的物证。我们村里父辈们的几代人，从匍匐到站立，从蒙昧到启蒙，从土地的依附者到命运的主宰者，每一步蹒跚或坚实的足迹，都曾印在这道梁子上，映在这棵柏树的眼中。它是一座精神的梁子，标记着我们精神海拔的攀升。

夕阳终于挣扎出云层，把洋洋洒洒的金光，涂抹在断壁残垣上，也镀亮了老柏树一侧的枝叶，给冰冷的废墟与沉默的见证者，披上了一层温暖的色泽。乡亲们陆陆续续来到这里晒太阳，拉家常，锻炼身体。多少代来，这里都是永丰村人凝聚力的核心，是人们精神上的图腾，直到现在。

背对着这片倾颓的层叠时光与挺立的永恒生命，我沿着来路返回下梁，爷爷和父亲的坟墓就在庙梁子下，路过时我静默了几分钟，想到他们从庙梁子上步入工作岗位，最后又回归到庙梁子脚下，完成了人生的轮回。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也一定会回忆起年轻时波澜壮阔的激情岁月，继续托举起那柱不灭的香火。我的心里仿佛被那萧瑟的寒风，吹开了一些尘埃，露出底下坚硬而温润的质地。

我知道，庙梁子作为实体的历史，或许已经写完最后一笔。它的火神庙、私塾、乡政府、村小学，二队保管室，大队办公室，村委会职能，都已随风而逝，化为此刻脚下一抔混杂的尘土。生产队的保管室垮了，但那几棵老柏还在，两排教室还在，几块残碑应该还在，它所见证、所守护的那些东西——对温饱的祈求，对文明的向往，对公平的追求，对未来的托举——早已像柏树的根须，深扎进这片黄土，也深深扎进我们这些从梁子上走出去的人的生命里。

庆幸的是，庙梁子，这块近两亩的土地，之所以至今还能姓“公”，没有在学校撤并和包产到户后被处置给私人，着实要感谢其叫“庙梁子”。古云无事不登三宝殿，人们的潜意识里，没有谁愿意做亵渎神灵的事情。至今当地形容谁懒会享福，还有一句自创的歇后语---“住庙上，成神啊”。虽然，如今庙梁子的现状与周边新农村建设成果很不协调，但其厚重的历史不应是一拆了之，也不应任其自然消亡。这座破败的梁子，连同这几棵不老的柏树以及从这里走出却长眠他乡的英烈，何尝不是一部立体的、沉默的有历史价值的家史党史与方志？

我相信，庙梁子那炷精神的香火，未曾熄灭。它由庙堂的砖瓦，转入了人心的殿堂，由香表的明火，化为了血脉的温热，由学堂的烛光，变为前行的灯塔，而每一个走过庙梁子的人，都应该是那行走的、带着火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