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商於古道的四种文化精神

朱轩堂

　　商於古道，是指自西向东横亘于商丹盆地之上，今天已基本不复存在的一条古老历史通道，它的具体走向与现今的312国道基本吻合。这条古道西起十三朝古都长安，中经蓝田、商州、丹凤和商南，东至河南省的西峡、淅川之间的於村铺，又称七於铺，因春秋战国时，这条古道起于商邑（今丹凤县商镇），止于於邑（今河南省淅川县七於铺），故而得名。春秋战国时，多称为“武关道”、“商於道”。唐代，又多称“商州道”、“商山道”。

　　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前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曾撰文认为，“丹江流域是楚人早期创业建国的基地”。他还说，“清华简《楚居》的内容反映了楚人在丹江流域的早期开发，两个强势政治实体秦和楚，经过丹江通道（商於古道）进行了婚姻交结、外交往来和战争征伐，商鞅、张仪、楚怀王、王翦、周亚夫都在这里有过精彩的历史表演，秦皇汉武都经过这条道路，唐代这里又成为诗歌创作非常密集的文学走廊，此后徐霞客的文化旅游，李自成的军中抗争，也都是商洛历史文化的亮点。”以上这些论述，都说明商於古道是楚人族群由关中平原向东南江汉平原迁徙的一条重要路线，也是秦楚相争的一条战略要道，还是唐代与丝绸之路对接的一条诗歌之路，以及明清时期一条重要的商贸运输大道。概言之，商於古道实属一条军事战略之道、改革进取之道、人文凤化之道、经贸商帮之道和生态旅游之道。历经周秦汉唐以至明清，纵贯三千年，商於古道真正称得上是一条强国富民的国运之道，光耀华夏的文明之道。

　　纵观商於古道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演变和文化积淀，如果从文化层面总结其历史贡献，最主要的恐怕要数足以影响中国早期历史进程的四种文化精神，分别是：

　　一、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先人创业建国精神

　　商於古道是楚先人率先开发出来的。在史前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楚人的祖先们在山林密闭的荆山脚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守望相助，艰苦创业，为建立自己的国家默默地做着准备。在周天子一统天下的时候，为了取得周文王的庇护，他们在商於一个叫做“丹阳”的地方，披荆斩棘，“以供王事”，为周人提供讨伐殷商的“桃弧棘矢（弓箭）”，以及周王室滤酒用的苞茅（龙须草）。直到秦楚交战的几百年间，楚人一路向东、向南，最后在湖北江陵县以北五十里的纪南城建立了强大的楚国王朝，号称郢都。楚国从公元前1100年开国君主鬻熊开辟丹阳，到公元前700年楚武王熊通定都郢城，这400年，是楚国800年历史中最艰苦的创业建国阶段。之后，楚国在秦楚交战中先后失去了六百里商於十五邑，虽然曾称雄一方，但也发生了楚平王失道、伍员逃国，楚怀王受骗、客死咸阳，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致使楚国国运日渐式微。再到秦昭王时，白起征战六国，攻陷郢城，屈原投江。直至秦王赢政时王翦伐楚，楚国遭遇灭国之灾。虽然楚国最终被强秦所灭，但是在长达400年历史中依托商於古道奋力坚持的这种不畏艰险的创业建国精神值得充分肯定。

　　二、坚持变法，兴农强军的商鞅改革进取精神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时，重用商鞅，“徙木立信”，推行变法。商鞅变法主要有六个方面，一是实行连坐法。十家一什，五家一伍，责令相互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否则同罪连坐；二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招募无地农民到秦国开荒。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三是奖励军功，按功受爵。秦国把爵分为十二等，级别晋升就靠战场上立功。这种奖赏，让秦国军士在战场上勇猛无比，如同虎狼；四是统一度量衡。对斗、桶、权、衡、丈、尺、寸等度量衡制定了严格的统一标准，为人们从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五是推行县制。以县为地方行政单位，废除分封制，县设令、丞、尉。县以下辖都、乡、邑、聚。通过县的设置，从根本上加强了中央集权的作用；六是废井田、开阡陌。所谓“阡陌”，指“井田”中间灌溉的水渠以及与之相应的纵横道路。“封疆”就是奴隶主贵族受封井田的界限。“开阡陌封疆”就是把标志土地国有的阡陌封疆去掉，废除奴隶制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以“耕战”为主要国策的商鞅变法的实施，使秦国国力日益强大，也为以后秦王赢政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统一度量衡，推行县制，实施“郡县治，天下安”的治国理念，长达2400多年，一直延续至今，其意义十分重大。

　　三、开疆拓土，横扫六国的秦始皇华夏大一统精神

　　从公元前238年秦王赢政亲政，到公元前221年，为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采取了两大策略，一是采纳了军事家尉缭建议的六国合纵的策略，从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二是继承历代远交近攻的政策，确定了先弱后强、先近后远的具体战略步骤。不到10年，横扫六国，先后灭了燕韩赵魏楚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的诸侯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专制中央集权的大秦王朝。

　　四、“高尚其事，不事王侯”的“四皓”隐逸文化精神

　　“四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群体，为了避秦暴政，他们相继隐匿商山，过起了“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的隐逸生活。而当汉初汉高祖末年欲废长立幼而引发皇储废立风波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又相携一起，出山亮相，旗帜鲜明地支持刘邦长子刘盈的王储地位，避免了汉初社会的一次大的政治波动，使百姓黎民拥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生活环境。功成后，他们拒绝高官厚禄，再度返回商山，终了林泉。“四皓”“避秦安刘”的政治举措，是对其“高尚其事，不事王侯”主张的最好诠释和证明。四皓的这种保持独立人格，不与浊世合作的文化精神，虽然也有消极的一面，但与《礼经》中所讲的“大德不官”，即具有大道德的人不拘于一官之任的思想，以及毛泽东主席多次讲的“共产党人要立志作大事，而不是为了作大官”，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一脉相承，具有十分积极的一面。“四皓”的这种独立人格、高尚其事的文化精神对后世的士人阶层影响极大，在东亚、东南亚等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当然，除了这四种文化精神，还可以总结出其他多种文化精神，譬如，赏阅山水、慰藉仕途的盛唐诗歌文化精神；血战中原、直捣北京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精神；水趋襄汉、陆入关辅的龙驹寨船帮文化精神等等。但是，毕竟商於古道兴起于春秋战国，鹊名于秦楚商鞅，盛事于秦皇汉武，这一段历史的文化精神最值得总结和研究，乃至于弘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