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声里知兴衰

——论贾平凹作品中秦腔与文化的映照关系

 

程 华 李荣博

 

秦腔是西北地区发源最早的民间戏剧，颇受地方人民喜爱。一般人仅止于传唱，而陕西文人却常用秦腔架构故事详写人物。对贾平凹而言，秦腔是他的知己，秦腔声中有某种与生命相似相通的东西，因而成为贾平凹感知社会文化变迁、摹写世态人心的一个重要的凭借物。作为生活在当代的作家，贾平凹特别注重社会改革、时代潮流对民族文化心理和性格的冲击，并在作品中通过秦腔的变迁来透视社会文化的发展流变。秦腔在贾平凹的作品中，是西北地方民间文化的承载和民间精神的外化。从80年代写作散文《秦腔》到21世纪写作小说《秦腔》，在日益衰微的秦腔声里，蕴含着民族的文化性格和心理结构在时代和社会变革中的巨大变化，折射出不同时代下的社会文化和人们的精神世界的流变。

一、贾平凹早期作品中秦腔表征的文化意义

    贾平凹第一次完整意义上写作秦腔，是80年代初的散文作品《秦腔》（1984年），他并没有在文章中仔细介绍这个作为西北地区发源最早的民间剧种的渊源、剧目，而是将其看作西北民间文化的象征。

  每到农闲的夜里，村里就常听到几声锣响：戏班排演开始了。演员们都集合起来，到那古寺庙里去。吹，拉，弹，奏，翻，打，念，唱，提袍甩袖，吹胡瞪眼，古寺庙成了古今真乐府，天地大梨园。导演是老一辈演员，享有绝对权威，演员是一家几口，夫妻同台，父子同台，公公儿媳也同台┄┄排演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都有观众，有抱着二尺长的烟袋的老者，有凳子高、桌子高趴满窗台的孩子。庙里一个跟头未翻起，窗外就哇地一声叫倒好，演员出来骂一声：谁说不好的滚蛋！他们抓住窗台死不滚去，倒要连声讨好：翻得好！翻得好！更有殷勤的，跑回来偷拿了红薯、土豆，在火堆里煨熟给演员作夜餐，赚得进屋里有一个安全位置。排演到三更鸡叫，月儿偏西，演员们散了，孩子们还围了火堆弯腰踢腿，学那一招一式。①

这是贾平凹在散文《秦腔》中的一段描写，集中说明秦腔在西北地区农村中是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秦腔，又称乱弹，为我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是在古时陕、甘、宁一带民间歌舞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它产生于民间，能够生动地反映出人民的愿望、爱憎、痛苦和欢乐，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斗争。”①作为西北地方最具代表性的剧种，秦音铿锵有力，声尤嘶吼，犹如西北地方人的性格，豪迈粗犷。产生于这块土地上的秦腔，也最能寄托这里老百姓朴素的情感。它的本嗓唱腔激烈昂扬，毫无保留地吐露人们的七情六欲，痛苦的时候，老百姓唱慢板，悲痛的音调如泣如诉；高兴的时候，老百姓唱快板，好像胸腔中有烈性炸药要炸掉整个肺腑一样，“广漠旷远的八百里秦川，只有这秦腔，也只能有这秦腔，八百里秦川的劳作农民只有也只能有这秦腔使他们喜怒哀乐。”②可以说，秦腔是秦人生命的交响，是秦人精神意志的直抒。秦地人性格刚烈豪放，能受苦、善忍耐的生命气质和精神意志在秦腔的嘶吼中得以尽情展现。

八百里秦川黄土飞扬，三千万人民吼叫秦腔。秦声，之所以是承载西北地方人民生命和情感的声音，是因为它是在黄土高原的沟沟坎坎上生长出来的农耕文化的产物。与其他地方戏剧相比，秦腔是土秦腔，他的演员来自于这块土地上的本土民众，他的听众也是这块土地上摸爬滚打的农民，他的演唱方式都是与土有缘的。在中国的各种地方性戏剧中，只有秦腔，最能代表在黄土中摸爬滚打的老百姓的感情和性格。土地中孕育着文化文明之根，无形中规范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的性格也有着土地的特点：朴素、诚实、厚重、坚韧、深沉。反过来，在农民中兴盛起来的民间艺术形式土秦腔，又以其独特的文化形态，将这种扎根于土地的文化观念，以老百姓日常习熟的方式，固定下来。

每每村里过红白丧喜之事，那必是要包一台秦腔的，生儿以秦腔迎接，送葬以秦腔致哀，似乎这个人生的世界，就是秦腔的舞台，人只要在舞台上，生，旦，净，丑，才各显了真性，恶的夸张其丑，善的凸现其美，善的使他们获得了美的教育，恶的也使丑里化作了美的艺术。[①]

    秦腔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紧密融合。一年中的节日庆典，村子里红白喜事，大多有秦腔助兴。秦腔不仅是西北地方民众传统的娱乐方式，更是一种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的传承方式。传统秦腔剧目有七百多种，多以流传千古的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传统的仁义礼智和忠孝节义的文化观念和道德规范通过秦腔剧目，以熏陶而非强制的形式深入到老百姓的内心。“秦腔的基本剧目，演尽人间忠孝节义，秦地人人得而歌之吟之。”[②]秦腔以秦地人民集体狂欢的演艺形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模式中，剧场和生活所形成的紧密互动构成文化和礼仪在民间的独特呈现。秦腔，就这样，传达着特定地域的礼乐文化，自觉不自觉地承载着民间对忠孝节义观念的理解。

从来没有一个作家对秦腔的理解如贾平凹这样透彻。在贾氏看来，秦腔就是这样一种和老百姓的生活须臾不可分的剧种，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老百姓民间文化和精神特征的外化。贾平凹对秦腔的喜欢，一定意义上就是对西北地区广袤雄厚的民间文化的认同。广袤的黄土平原，二愣的民众，刚劲的民间精神，也只有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下，才能产生雄壮的秦音；而只有唱着这样雄壮的秦音，我们才能感受到秦地人民骨子里的那份刚健和豪迈。秦人性格的豪迈耿倔、忠诚尽义、不知转弯，这正是秦腔精神的外化；而只有这秦地人生发出的嘶吼的秦音，也才能最终代表秦地的文化和精神。

    秦腔中所张扬的文化和生命精神，在贾平凹写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小说散文创作中也能深切地感受到。80年代的早期作品中，塑造的就是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他们的精神世界和性格特征，无一不带有秦地农耕文化的特征。《天狗》中的李正性格梗倔，典型的二愣民众的代表；《黑氏》中的木犊善劳作、肯吃苦，能下大力气；《五魁》中的五魁性格不拐弯，心里热烈的爱着柳家媳妇，却也能自我约束；《鸡洼窝的人家》中的回回，就像这大地上的一块土疙瘩，视土为命，终日在这土地上劳作。这块土地上的男人们性格梗倔，不善变通，而女人们却柔美似水，善良温润。秦地人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我们很容易就能在贾平凹早期的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寻找到。

在贾平凹的笔下，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劳动人民，也逐渐改头换面。人们的淳朴忠厚逐渐被势利圆滑所代替，人们逐渐脱离在土地上摸爬滚打的生活方式，走向城市。《高老庄》里的女人们集体离开农村去城市打工，代表人物苏红早已没有了月儿、烟峰的那份清明开朗，明显带上了商业文明冲击下的自私与狭隘。《怀念狼》中，城里的子明本想到农村寻找农耕文明下人性的美好与和谐，看到的却是农村里大范围的破败，农民淳朴善良的人性异化。在世纪之交的农村，贾平凹笔下再也难找其在80年代初所写的那种与秦腔精神连在一起的雄浑豪放。农村在败落，如同秦腔在没落。于是在2005年的小说《秦腔》中，贾平凹借西北地方民间戏剧秦腔的衰落，唱出的是传统农村大范围的凋敝与衰亡。

二、贾平凹作品中秦腔衰亡没落的隐喻

在写作散文《秦腔》21年后的2005年，贾平凹写作同题不同体的小说《秦腔》，以一种密实的流年式的记叙手法，记叙在商品发展、物质利益的驱动之下，曾经高昂、激烈，维系老百姓朴素情感的秦腔逐渐衰微，与秦腔一起衰亡的，是传统的民间精神和民间文化。贾平凹“借陕西地方戏曲秦腔的没落，写出当代中国乡土文化的瓦解，以及民间伦理、经济关系的剧变”①。

在小说文本中，我们处处可以感受到秦音衰落的印记，中星当上了剧团团长以后，为振兴秦腔文化，敲锣打鼓，送戏下乡，可是看戏之人却寥寥无几，作者写道：

 中午演到最后，我往台下一看，只剩下一个观众了！可那个观众却叫喊他把钱包丢了，说是我拿了他的钱，我说我在台上演戏哩，你在台下看戏哩，我怎么会拿了你的钱？他竟然说我在台下看戏哩，你在台上演戏哩，一共咱两个人，我的钱不见了不是你拿走的还能是谁拿走的？②

在这戏谑性的话语间，我们感受到作者对秦腔这一民间艺术观众丧失、命运衰败的无奈。对比以前秦腔在农村中的受欢迎程度，这一民间艺术气数已尽的命运昭然若揭。秦腔不再是新一代农民的生命体验，雄壮苍劲的秦腔在现代社会中逐渐沦为替村民送葬的挽歌。

    “秦腔”成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是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在农村社会的转型和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中，它也走向了自己的衰落，并与传统思维方式、传统观念的衰落同步。秦腔的命运成为乡村文化命运的象征。对秦腔衰亡命运的揭示，作者主要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白雪和夏天智这两个人物来强化的。

在小说文本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美丽动人的秦腔演员白雪。如同贾氏九十年代后期的其他小说一样，作者在这些人物身上，并不是突出去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人物身上，更多代表的是一种生命精神和文化意蕴。白雪的美丽善良、贤惠大方，并不是白雪形象的旨归，在小说中，白雪是作为秦腔文化的精髓和秦腔文化的守护者而出现的。白雪的美丽风采喻示着秦腔的风神，引生对白雪的痴迷，一定意义上是对世纪末逐渐走向消失的民间文化的怀念和痴迷。世纪末，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卡拉OK、流行歌曲、电影电视，种种时新的艺术表演，席卷乡村。秦腔剧团解散，秦腔演员流落到各地，走村串户为红白喜丧搭班唱戏，秦腔，这个民间的地方戏剧逐渐遭到冷落。白雪坚持秦腔表演，并为坚守秦腔而与夏风离婚，白雪对秦腔的坚守在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的现代农村无疑是无望的、徒然的。白雪的悲剧命运，隐喻着秦腔必然衰亡的历史命运。

    夏天智是作为秦腔文化的最后一代痴迷者而出现的。夏天智爱听秦腔，而且，夏天智用自己的方式传承秦腔文化。他酷爱画秦腔脸谱，但正是这秦腔脸谱，恰恰象征着这个曾经在民间辉煌一时的民间戏剧已不断“物化”为民间艺术的象征。当最后，所有的人已经不再喜欢听秦腔，而只是通过所谓的“脸谱”臆想这个戏曲曾经具有的风神，这个文本中普通的秦腔道具，传递出来的是秦腔不可挽回的没落的命运。在小说的结尾，夏天智去世时，出现了大段大段的秦腔曲谱，这是在为热爱秦腔的老人送葬，同时也是在为秦腔送葬，当这些深蕴着民族文明的曲调悲怆地响起时，我们也正在与一种传统文化，一种传统的生活方式告别。夏天智，连同他喜爱的秦腔一起被掩埋在历史的曾经过往的岁月中，作者在叙述中，字里行间充满着对“行将失去”的无奈和叹惋以及无可挽回的悲悯。

    和秦腔一同衰亡的，是传统乡村所固有的耕读传家、仁义礼智等的传统文化观念和道德标准。老一辈的夏天仁、夏天礼、夏天义、夏天智，其名字本身就象征着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民间精神的积淀随着老一辈人的入土而湮灭，“仁义礼智”的消逝，象征着中国文化的传统走向衰落。传统的乡土文化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正在发生变异和转型。传统的文化在衰落，传统的乡村生活秩序在瓦解，乡村传统价值受到了动摇。具体在文本中，淳厚朴实的民风，尊老敬贤的传统，已成为农村中的过去式。清风街的现实是儿女不愿赡养父母，兄弟为鸡毛蒜皮小事争吵，干部多吃多占，农民们的精神变得空虚，嫖赌、自私、势利、懒散等不良风气抬头。夏天义的五个儿子，为奉养老人发生争执，陈星和夏天义的孙女翠翠公然私通。夏君亭为招商引资，在村镇开辟了新的农贸市场，市场上新建了酒楼，酒楼上公然出现了三陪女郎。拜金意识甚嚣尘上，美好人情人性失落，人际关系由初期的人情维系变为利益算账。这一切，都说明了，与古老秦腔艺术一同溃败的，还有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素朴的民风民情。现代农村正呈现另一种“荒芜”，就是精神层面上和文化层面上的衰败。

20年前的散文《秦腔》中，秦腔作为西北地区民间文化的表征物，被老百姓们热烈地爱着。秦腔中深层的乡村文化价值和精神，也被老百姓们口耳相传、躬身践行着。20年后，中国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商品经济以及所挟裹的商业文明对传统乡村文化的冲击，曾经浑厚的乡村文化奇葩秦腔，作为一种与农业文明相联系的精神情感的载体，作为传统文化的精神符号，在传统农业文明的衰落中，也走向了自己的衰落。如同《废都》中“埙”的文化意蕴一般，秦腔的命运成为乡村文化命运的象征。秦腔的衰亡喻示着传统乡村文化、价值的衰亡。可以说，《秦腔》正是作者在农耕文化衰落的当代背景下对农民命运的忧虑，对民族心理和个体人性失却文化根基的反思。

三、秦腔与文化的映照：批判性的反思与迷惘的想象

从散文《秦腔》到小说《秦腔》，社会发展更替三十年，这三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三十年。经济的发展，带来的是人们社会观念和心理结构的变化，撼动着最为扎实的传统文化和素朴的礼义道德。兴衰更替，怎样在现代观念的变迁中融合传统，不仅仅是文学艺术观念问题，更是社会以及人们思想内部最深刻的问题。

人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渐趋于“利”而舍去“义”，从而导致了现代性的野蛮。“现代性的野蛮是从人类为自己谋利这个角度来讲的。现代性所有的义，是用利来解释的，义是相对的，利是绝对的，是最高原则，资本主义是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社会思潮，它摧毁过去的一切，使世界荒原化和简单化。”[③]唯利的市场观念，膨胀了人的欲望。而此时，“理性在运用的过程中失去了其目的，沦为工具理性，成了满足人欲望的工具，跟意义、价值无关了。”[④]但以利为本的工具理性解决不了人的所谓的生命意义、“人为什么活着”等终极价值；工具理性也与美好的人性、人情愈来愈远，人的素朴的道德情感被人的私利欲望控制。这是近代以来人类道德的堕落、社会的邪恶和苦难的根源。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贾平凹，他看到了社会剧变过程中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替，在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的碰撞中，他惟有通过文学作品反思现代文明。

如果我们对贾平凹的文学创作进行梳理，就会发现，80年代早期，作者关注社会变革，并对改革取认同态度；90年代以来，在他的《土门》《怀念狼》等作品中，贾氏在更为广阔的城乡文化的发展变迁与矛盾中注视乡村的变化，贾平凹眼见城市商业文明以强大的力量大规模侵占乡村，导致乡村中那些曾经拥有的落后和美好一起消失。贾氏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批判现代文化的过度发展，同时反思传统乡村文化在逐渐走向衰亡过程中的裂变，企图在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融合与发展中对新世纪的农村现实进行迷惘的构建。2000年后的《秦腔》，作者写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负载诸多价值和文化的传统乡村已逐渐消失，一起消失的，还有表征地域文化精神奇葩的秦腔。

在小说《秦腔》中，引生对白雪的痴迷就是对传统秦腔文化的痴迷，引生自断尘根的行为，其实是一种阉割的细节隐喻。阉割即无根，引生是通过这种极端的行为传达他对时代和现行体制的拒绝和不接受。秦腔作为精神的表征、美好道德的象征，在现代清风街已是荡然无存，却存在于作者的记忆和想象中，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中。作为一种戏剧，一种声音，秦腔是必然要消失的，同时，作为一种曾经拥有的精神的象征，却永远成为贾平凹内心深处的眷恋。对秦腔的眷恋，其实是作者回望传统，寻根于传统的文化反思与想象。

秦腔作为地方戏剧，它的传统剧目演绎的是中国儒家文化所信守的传统的礼乐观念，传统礼乐观念在民众中传播的主要手段是教化，教化不同于强制，强调文化的认同。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乡土文化的核心就是“无讼”，这是因为乡土的主要秩序是礼治秩序，“维持礼治秩序的主要手段是教化，而不是折狱。”[⑤]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于身外的强制，而在于身内的良心。传统的克己复礼，修身齐家等道德的自律就显得很重要。对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的认同成为一种在社会更替中礼教延续下来的方式，从而将道德安置于每个人的内心。这与政治性的强制是不同的，“凡是被社会不成问题的加以接受的规范，就是文化性的；当一个社会还没有共同地接受一套规范，各种意见纷呈，求取临时解决办法的活动是政治。”[⑥]毋庸置疑的是，只有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才会是稳定的。中国传统自足自给的农耕生产方式，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生存大背景，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是相对稳定的传统农耕文化和乡土观念，乡土观念中的核心即是耕读传家、仁义礼智、修身养性等道德规范和伦理要求，秦腔是农耕文化的派生物，它蕴含着秦地农民的文化潜意识，是农民发抒情感的重要形式。作为传统农耕背景下生长的民间艺术形式，其演绎的内容大多体现了农民的价值观念、道德体系和审美情趣。

当社会发生剧变，传统农耕文化这一根基衰落的时候，秦腔也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旧的文化走向衰落，新的文化还未生成，贾平凹在《<秦腔>后记》中如是说，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失去了传统文化根基的农民就像一群鸡，羽毛翻皱，脚步趔趄，如同被拔掉的树木，抖掉根须上的泥土，栽在哪儿都难活。如同树木失去了丰厚的土壤，农民们在商品经济快速席卷农村的背景下，失去秦腔，如同失去了存在的文化土壤。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贾平凹怀念狼，曾经有狼的日子，虽有狼患，但人与人是有情的，没狼的日子，没有了狼患，但人却变得如狼一般。有秦腔的日子，老百姓的情感世界是丰富的，没有秦腔的日子，虽物质生活变好了，可精神世界却荒芜了。

    贾平凹怀念秦腔，如同沈从文怀念乡间质朴的民风民情一样，其实质并不是一种消极地对现实的抵抗，而是心怀忧戚，包含有文化的反思与重建的文学想象。怀念作为一种态度，传达着贾平凹对商品经济挟裹着的唯利观念的批判，同时也是希冀在簇新的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中，在全球商品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因子，将仁义礼智等礼乐教化的观念，将传统的义与现代的利两者优势互补，拓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文化的精神生长空间。

（原载于《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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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平凹：《闲人》，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0页。

① 王东明：《秦腔：黄土地上的苦乐歌》，《中国质量万里行》2007年第2期。

② 贾平凹：《闲人》，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①]贾平凹：《闲人》，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

[②]王德威：《<废都>里的<秦腔>》，参见韩鲁华编著《<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18页。

① 王德威：《<废都>里的<秦腔>》，参见韩鲁华编著《<高兴>大评》，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06页。

② 贾平凹：《秦腔》，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196页。

[③]张汝伦：《狂者的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2-04-20。

[④]张汝伦：《狂者的世界》，南方人物周刊，2012-04-20。

[⑤]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

[⑥]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