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长篇小说《人间广厦》出版发行。该书成功入选2025年11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这部以单位分房为切入点的作品，源自作者陈彦数十年的亲身经历和生活沉淀，既勾勒出“优惠房”“房改房”中的人性博弈与荒诞悲喜，又通过主角满庭芳传递出悲悯包容的处世之道。小说中地上分房风波与地下考古叙事交织，既有跨作品的人物互文，也藏着对安居与精神栖居的永恒追问，延续了作者扎根本土、书写民间的创作底色。

12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茅盾文学奖得主陈彦接受记者独家专访，深度解读《人间广厦》的创作初心与文学内核。

记者：您可以为读者介绍《人间广厦》的创作背景吗？

陈彦：这部小说开始一直叫《分房》，讲的就是单位分房的事。在住房的货币化、商品化、社会化进程中，低于市场价格的分配，持续了一段时间。分房成为我们这个社会很重大的一个现实问题。分配过程，有时甚至天然具有一种魔幻现实主义的味道。我工作几十年，亲身经历过很多次分房，有时置身其中，翘首期待；有时超然世外，不在分房之列；有时被架在火上，成为手里握着名单的人。总之，提起分房，似乎人人都有俄罗斯套娃一般的故事，层层叠叠，言说不尽，且都妙趣横生。

记者：您在塑造小说中的主角——西京文化艺术院院长满庭芳时，有没有加入自己的影子？您怎么评价这个角色？

陈彦：这是虚构的小说，满庭芳自然也是虚构的人物。当然，每个作家的创作，肯定都会打上作家的烙印，但作家笔下的人物，一定是全面加工了的形象。满庭芳寄托了我对现实生活的无限热情，希望他充满人性温度，有着悲悯情怀、豁达胸襟。我尤其希望他能贴着大地行走，而不是悬在高阁，做心冷如铁的“秤砣”。社会太需要爱，需要包容、需要理解、需要搀扶。基层管理者需要情怀、需要温度、需要爱怜、需要将心比心，满庭芳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生命温度的人物。

记者：分房事件中，满庭芳人生的至暗时刻莫过于陈霸先去世，继而陈继祖跳窗。创作他无助、无奈地在院子里暴走那段时，您是怎样的心情？

陈彦：只有小单位，没有小事情。有些事对于单位可能属于正常，但对于个人，就是超常，甚至天塌地陷。我曾经经历过类似事情，有时整夜睡不着，单位其他参与处理后事的同志也睡不着。他们有时甚至比我还犯难，因为他们在一线面对面“谈判”，冲突、过激行为随时会发生。但抽丝剥茧，总会有解决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人道、悲悯与同理心。有时一件事会磨半月、一月都无解，你不仅会失眠，也会暴走，甚至情绪很低落，问自己干嘛要干这事情，真“不如回家卖红薯”去。但只要用“心”去做，最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间广厦》中的陈霸先、陈继祖都是虚构人物，我写他们时，情感是复杂的，也是悲欣交集的。

记者：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极其鲜活真实，您并没有刻意去刻画坏人或者好人。您在塑造人物角色时，包括命运走向，有没有哪些是中途更改的？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陈彦：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即使坏人，也会有好的时候。文学需要塑造恶棍形象，就像博尔赫斯的《恶棍列传》，但那里面的很多“恶棍”也十分“忠勇”“义气”，就看站在什么角度和立场去看了。大奸大恶，大忠大善，一般都是历史和文学艺术“打扮”过的人物。文学还是应该塑造更加立体真实的形象，让读者去“品味”人生，体察世相。比如写《星空与半棵树》时，我就故意把孙铁锤这个人物写得很恶，开始还有几笔对于他的“善”的勾勒，最后自己气得把这几笔“善”给删掉了。何必呢？文学是应该有对善与恶的“裁量权”的，这是作家的权利。在《人间广厦》写作过程中，许多人物的“走向”都是改写过的，有的是职业，有的是生死，有的是最后的“出路”。他们会随着性格逻辑加以转换，也会随着我对生活的“参悟”将他们改得面目全非。

记者：忆秦娥这个人物在这本书中也有，是为了和之前的作品保持一种天然联系吗？

陈彦：是的，我的6部长篇小说和以前的戏剧，都有一定的互文关系。有的人物会在不同的作品中持续出现，忆秦娥从《主角》出场，到《喜剧》《星空与半棵树》，再到《人间广厦》，都有露面。而《装台》中的刁顺子，又在《主角》《喜剧》《星空与半棵树》《人间广厦》中反复出场。第一部长篇《西京故事》里的人物，在此后5部长篇里都出现过。

我是想有一种自己创作的整体观。一个人对世界的认识是十分有限的，恰恰是一些我所塑造的人物，能够去拓展从有限到无限的可能性，有的人物在其他作品中，性格可能还在发展。总之，我会将他们带进我以后的作品里，让他们来完善我的文学生命之“场”。当然，得符合故事与人物性格逻辑性。

记者：《星空与半棵树》中穿插了很多天文知识，《人间广厦》则写了很多考古事件，是因为您本人对考古比较感兴趣吗？

陈彦：我对世界充满好奇，凡是不知道不懂得的事，都想学习一点、了解一点。但都是一知半解，充其量也就是“以管窥天”而已。天文学与考古学都是大学问，正因为大，我才觉得对于文学有意义。

写《星空与半棵树》那阵儿，我不仅搜肠刮肚地挤压那点以前积累的天文知识，还多次到各类天文馆去向天文学家请教，算是获得了一方“坐井观天”的井口。而考古学在西安，那就是一门显学。我只恨接触太晚而错失了很多与文学有益的滋补。文学是不能闭门造车的，如果永远就是几个文学家朋友在那里热火朝天地生活着、切磋着、展望着，是与文学本质相背离的。文学是大地之学，开放式“走读”是文学的最好样式。

记者：满庭芳之女满三秋身上有着小孩子的叛逆、任性，也有对爱情的执着与惶恐。如果现实中，曹子建不是盗墓的，您会支持他们的感情吗？您对当代年轻人的婚嫁观有什么建议？

陈彦：这是一个大题目，应该由当代年轻人来回答。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很个人的事情，我想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幸福。我以为，只要幸福，有喜欢的事可干，再有人彼此呵护、关照着，平平安安的，就是很好的人生了。

在《人间广厦》里，满庭芳的女儿几乎一切都没有按他的思路来。他希望孩子继承他的“衣钵”，也搞点文化研究、文艺创作之类的事，结果女儿被姥爷“撺掇”去发掘古墓了。这是满庭芳最不愿看到的事，因为妻子赵一秋学的就是考古专业，几乎顾不上家，把自己活成了“女汉子”。再将女儿满三秋也弄去“挖墓”，家里“几乎没日子”了。但是，既然孩子喜欢，满庭芳也只能被动接受。谁知孩子又爱上了一个开“裤带面馆”的曹子建。曹子建是一流大学的高才生，对历史与考古研究都“躬耕颇深”，却偏偏喜欢卖裤带面，大有老庄、陶渊明之风范。满庭芳想着孩子觉得幸福就行，谁知曹子建却是一个段位很高的盗墓贼。

悲喜剧在分房闹剧中紧锣密鼓，有关知识、地位、欲望、价值的戏码就泥沙俱下、混沌而至了。婚姻观永远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观念，是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精密仪器”，得自己调试，自己把握刻度。是不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穿的那双鞋很关键。我觉得，无论如何，这双鞋还是要找的，只要找，就一定会有的。

记者：您在后记中提到近代俄国、拉美地区的文学艺术家，正是因为扎根本土才能创作出那么多杰出作品。您认为一个好的作家除了在生活中汲取丰厚的素材外，还应有哪些积累？

陈彦：每个作家的特质都是不一样的，我们只能摸索那些“大概率”事件。俄国文学艺术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就是托尔斯泰、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别林斯基那代人，还有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他们都是因为在学习模仿欧洲，尤其是法国、意大利文化后，开启了俄国本土文化与精神内核的钻探，最终征服了全世界。

拉美文学的“爆炸”现象也一样，是经过了殖民统治、西方文化植入，在“被切开的血管”中，看到了自我“救赎”的必要，从而开启了拉美文化的“内窥”与“拨亮”。他们在寻求“拉丁美洲的面孔和思想”，从而诞生了像马尔克斯、帕斯、略萨、聂鲁达、博尔赫斯、卡彭铁尔等一批文学巨匠。他们在缝合拉丁美洲被殖民者切开的“血管”，让拉丁美洲的“民间”，成为进入“庙堂”文学的元素与基因，最终成就了不同于世界任何一种类型的拉美文学。

中国历史更加厚重，民间更加丰沃，当代文学自然更有形成独特世界风貌的可能性。我们既要向外求，学习须臾不可或缺，也要向内求，向内在传统求，向民间求，因为民间存在着更加鲜活的生命体。他们在乡村，也在都市，文学正是书写这些鲜活生命的“利器”。

记者：您的小说以现实题材为主，《装台》改编成电视剧播出后有口皆碑，《主角》也在西安拍摄完成。《人间广厦》如果有机会改编的话，电视剧、电影、话剧，您更倾向哪一类？

陈彦：这个我做不了主，要看再创造者怎么看。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无论影视剧、舞台剧，都是适合改编的。小说作为母本，我更希望再创造者能够带进他们的体温，从而出现别样的生命诠释。尤其是“分房”的故事，大概很多人都有一些“备忘录”，参与进来，就是立体交响。

记者：能否透露您下一部作品的进展？是否像后记中提到的也会有很多考古事件？另外，新年就要来了，您还有其他新计划吗？

陈彦：还在酝酿中，但可以肯定的是，仍是陕西这块土地上的故事。关于考古问题，我想我肯定会有一次浓墨重彩的书写，但不一定出现在下一部作品里了，因为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走读”得还远远不够深入。2026年也肯定会写，手头要写的东西也挺多，新年前后，得好好捋一下。